失控的权力与制度的笼子

　　“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ion,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一如英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所言，或因人性的缺点，抑或因权力制约机制乏力，一些掌权的人“像冲动失控的疯子一样行事”，而“如何对待权力悖论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会最终决定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在乎的人能否幸福、快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平与幸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教授研究“权力的悖论”问题长达数十年，通过克特纳在新著《权力的悖论》一书里所呈现的数十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我们不但可以理解不同领域、不同场合中权力存在和分配的方式，还可以体会到拥有不同层级权力的人的不同情绪及行事准则，他们的权力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包括谈判、逗笑、闲聊的过程里展示出来的，以及这些权力是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

　　权力是什么？不同历史时期对“权力”的解读颇为不同。权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你我之间的每一次交流、每一次互动无不流淌着权力塑造的痕迹。对于权力的追寻是人类成功统治世界的本能使然。在名著《君主论》（The Prince）里，佛罗伦萨著名政治活动家尼科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认为权力就其本质来说与暴力、欺骗、残酷和战略侵犯密不可分。但是，今日之世界早已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佛罗伦萨时代不可同日而已。用达契尔的话说，如果能把权力视为一种影响世界的能力，特别是带动社会网络中的所有人所共同影响社会（或世界）的能力，则“权力不仅是对少数人（比如凶恶的独裁者、高调的政客或是阔绰的社会名流）的约束”，权力还能使人保持清醒。达契尔认为，“权力不是攫取而来的，而是他人赋予我们的”，如果权力被滥用，则个人可以采取结盟的方式联合起来对其加以约束，而“不会一味屈从于暴虐强权的攫权者们”。

　　公共权力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客观需要，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那么，谁会掌握权力？群体又会把权力赋予谁？达契尔认为，集体会将权力赋予“关注他人需求的人”、“为大家谋福利的人”，而“腐败的政治家或华尔街的金融家却很少受人尊敬”。当然，他们自然会通过政治行动或资金流动来深刻的影响他人，而资本与权力之间一旦两厢情愿的结盟，就会迅速侵蚀和冲垮人的精神防线，或者说“一旦掌权者不再在乎他人的尊敬或高估了自己受人尊敬的程度，就会做出一些充满恶意的行为”，这就是“权力的悖论”，它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作为权利的救济，“对破坏集体利益的人，集体会通过议论来损害他们的声誉”，“还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将其曾经的搭档淘汰，使他们无法参加下一轮的游戏。”

　　尽管“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权力具有自我膨胀和扩张的属性，对权力“恶”的一面及其与腐败现象的关联，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曾经作过深刻分析。即，“当我们大权在握时，又会因为权力膨胀带来的强大物质和精神满足而激发出人类内心贪婪、自私的一面，导致权力的滥用，最终被迫从权力顶峰跌落甚至名声扫地。”权力的这种腐蚀力不但会摧毁生活中最强大也最可靠的幸福来源，还会泯灭人的道德情操。正如达契尔在《权力的悖论》中所言，“权力悖论的代价是惨痛的”，不但权力在握的人会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付出代价，“权力悖论”还破坏了社会合作性交流的规则。

　　权力的悖论还表现为权力的权利化，即掌权者把公共权力当成私人资本和个人权利来行使，权力的公益性变为自利性，使权力的大小不是意味着责任的大小，而是意味着个人所取利益之大小。而权力的这一双重属性也决定了必须对其加以必要约束，使其积极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并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到最低限度。同时，无权和权力悖论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权力（或权利）的人会受到来自权力的威胁，而无权与生理防御体系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无权不但会消弱人们以各种方式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还会消弱人的认知能力。不但降低了人的同理心以及理解他人内心感受的敏锐性，还降低了人的思维活跃性以及决断的正确性。“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更容易产生临床焦虑，通常伴有恐慌症发作——对感知到的威胁做出的强烈的、极度不适应的生理反应，并认为自己即将死去。”达契尔认为，无权的代价有很多，从性方面到智力方面，乃至“身体出现问题”（病痛）。达契尔强调，若“能意识到无权带来的许多代价是驾驭权力悖论最有力的方法”。

　　“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不论其出身。社会中（亦）应有‘共同意志’，……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们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一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又译《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中所言，我们称之为目的、任务或使命的，以及人们的生活目标以及对这个世界最擅长的具体改变，无不体现在人人都有的权力体验中。达契尔认为，拥有权力的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滥权之路，伴随着冲动和不道德的行为；一条是行善之路，便随着提高集体利益的行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滥权都不会有好结果……”

　　制度的有效性也不是单项制度的简单叠加，而取决于制度体系的整体功能。尽管“行使权力时不忘谦逊可以使权力更长久”，但零打碎敲或者依靠人的自我约束或自身觉悟很难管住权力之手。“这种想法来自强有力的直觉——对平等的追求。”达契尔在《权力的悖论》中“希望人们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办法来驾驭权力悖论，这一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基本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既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的，也丰富和发展了“权力悖论”。其中，既凸显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突出了制度建设的战略性和整体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从现实出发，抓好制度落实，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取得进展。二是根植历史，以实现制度制约权力和权力遵循制度的良性互动，简单地搞“舶来品”移植难免会“水土不服”的。

　　原载2016年6月22日《昌平报》第五版， 欢迎各类媒体约稿，感谢编辑老师用稿，期待出版机构赠书。